一是扩大行为保全的应用。行为保全俗称诉讼禁令，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或进一步的损害，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相关当事人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针对诉讼周期较长的问题，通过行为保全的方式让被告停止侵权行为是保护权利人较为有利的做法。行为保全多发生在事实比较清晰的案件中，而专利侵权诉讼往往比较复杂，胜负很难判断，因而实践中除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外，行为保全得到法院支持的较少。未来应在申请人交纳相应担保后，对停止行为不会造成不可逆损失的案件中扩大行为保全的应用，以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当然，如何更好的使用行为保全确实是对法官司法智慧的重大考验。
  二是优化举证责任分配。基于前述互联网发明专利的特点，原告进行侵权举证困难重重。针对举证责任不明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该规定在实践中运用仍需要法官具有较大魄力。据此，有学者在对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研究后，提出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应进一步降低原告举证责任，认为“在方法专利，特别是技术相对复杂疑难的软件方法专利中，可以更多借鉴证据开示的相关规则，给原告配置相对较低的初始举证责任，在原告根据软件运行的外观和基本功能等做出初步证明的基础之上，要求被告披露其技术相关部分以方便进行技术比对。实践中还可以通过案例指导等机制，将这些特定类型进行积累和拓展。”[1]笔者认为，在现有专利保护司法体系中，降低原告在软件专利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更加有利于权利人的利益保护。如在原告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一种获取新词的方法”一案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作用得到直观体现。在搜狗公司通过演示列举的例子、演示结果已经能够证明涉案输入法中包含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5中技术特征后，被告仍主张涉案输入法未侵权，法院认为“本案在审理中秉持如下原则进行提交证据责任的移转，直至举证责任的分配：当原告至少在现象上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具备了涉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并通过操作演示说明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实施了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的高度可能性时，可以认为原告尽到了初步的证明义务。至此，被告应当结合操作演示，说明被诉侵权产品实施的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的区别”。（见（2015）京知民初字第01732号判决书）。法院最终在认定被告未完成举证责任后，判决原告胜诉。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已进入下半场，早期单纯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盈利的局面已难再现，2.0时代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企业间的胜负更多依赖于技术上的竞争，发明专利作为最核心的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侵权行为判赔数额屡创新高。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当局将加大惩罚力度，加倍惩罚，“对恶意侵犯知识产权的，罚到他倾家荡产”。由此而来的是，互联网企业间的专利诉讼将会大量出现。笔者认为，随着制度的完善，侵权赔偿额的提高，互联网软件发明专利诉讼将成为互联网企业竞争的灰犀牛。